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宪法，在中国宪政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是当代中国民主宪政的最新发展。

[5]但是，对于这种一个目的的两个侧面之说在实务中一旦形成非此即彼的冲突时如何化解，它并没有继续给出有效方法之意。因为人大虽然有监督政府，但它不监督政府所属的行政机关。

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通过个案的裁判确立规则意识，应当是法院必须担当的任务。当行政相对人顶着状子进门之后，法院或者行政机关通常有义务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给出一个说法，如行政相对人不服，他还可以针对这个说法启动第二个救济程序。反之，对于不受理事项，如遇有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当作收缩解释。此等有关行政诉讼的民谚，可以看作是行政机关在输掉官司后做过种种的报复行政相对人的例证。对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来说，普遍正义更为重要，而普遍正义的实现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具有规则意识。

所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把所谓行政救济的全部功能在于保护权利定位于一个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妥当的。[4] 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自由、人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民运动、法治、宪政和民主等都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理论关键词。

对中国古典专制主义的批评构成了启蒙思想家确立西方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其次，这种分析路径不仅误解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主张，而且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作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因为从党的观念出发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发生在国家之内，而非国家之外，这并不具有苏联模式的个人主义转向，似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其一个多世纪之前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但看起来更加可信的道路。《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5]巴克尔不熟悉中文文献，他引述了诸多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法专家的文献，相关文献参见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本身包含了腐败的因子，因为国家机器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停滞，尤其可能出现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将国家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进而在革命之后形成新阶级。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具备了超国家宪政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都采取了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两部宪法中毫无例外地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最高的价值规范，使得国际人权规范在这两个国家必须服从伊斯兰的宗教规范。相反，整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先有一个政道在，有‘天命在，有领悟到这种天命的先知或者导师，然后在精英群体中培养门徒，从而形成一个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党员组织，再去动员整个社会大众。

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自由、人权价值以及自由宪政的模式来建构的德国宪法与日本宪法，其核心就在于用国际人权规范来约束国家主权，使国家主权服从于自由宪政体制所建构的国际法律秩序。巴克尔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是基于西方政党的选举程序，而在于它所承担的终极价值规范。[31]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比如党不宜管案件的审批。

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和非党派化的学术眼光，使得他能够有效地避开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对中国宪政和法治的流行看法，提出一些富有创见性的洞见。这样，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的分殊化、多样化就与党的组织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集中化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平衡。

前者规定了国家组织机构以及国家机器与拥有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在这种大一统背景下宣布所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努力以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已经终结。

[41]关于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将党章作为宪法文本来看待，参见强世功，见前注[36]。伊朗的最高宗教权威必须服从神学上的严格限制，即什叶派伊斯兰教（ShiaIslam），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宪政模式，必然要讨论中国的法治。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列宁集中讨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的关系。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财政等领域的联邦主义论述。其二是将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法律化。

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直进行这种融合。而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重新激活了政治领域关于敌人和朋友的讨论，从而导致施米特学说以及政治神学在美国的复兴。

尽管如此，变化的轮廓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17]LarryCataBacker，见前注[14],p.118。

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并主张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时，中国共产党就将赫鲁晓夫看作是修正主义。然而，当程序法治建设有利于有金钱、权势和地位的特权阶层或精英阶层，而不利于基层普罗大众的利益时，这种阶层的利益矛盾就通过程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张力体现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将其推动民主、负责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形态运动看作关于美国宪政价值的重要话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党必须调整法治建设方向，使得程序法治的建设符合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7]（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他最终认为中国宪政类似于美国宪政，属于古老的国家主义宪政，主张国家主权至上，超越于国际法律规范之上。

普遍规范价值的宣扬者喜欢谈论历史终结，因为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其价值规范的普遍正当性。这样，在党与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比如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等）就形成了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的相互制衡。

这其实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持续存在的主张。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追求实质平等以及关心并辅助弱者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这些规范必须作为实质法治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国家虽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在根本上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因此，正如统治概念意味着不义一样，国家这种形式就像手铐一样意味着不义。真正使这两部宪法与1979年之前先锋队政党的治理区别开来，就在于把法律看作政治权力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机制。

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国家的本质乃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是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多数劳苦大众的工具。[36]在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中，分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党与国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20]事实上，强调新中国与苏联的区别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其四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审查模式。选举型政党在法律上讲就相当于一个公司，先有成员，然后组织公司，公司目标就是韦伯说的攫取利润，政党的目标就是获得权力，与公司攫取利润是一模一样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39。俄国十月革命继续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从而将自由权利从资产阶级推进到无产阶级阶段。

党负责处理党内的纪律问题，而把法律问题交给国家的司法机关来处理。[5]西方自由宪政代表了人类未来唯一的价值规范，由此构成所谓规范宪法学的基础。